论破产法中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论宣告破产制度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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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与法

2018年7月25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破产法 法的适用 [ 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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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破产法的基本原则,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在破产法的理论、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我国现行破产法中没有确立该原则,进而导致我国现行破产立法缺乏内在精神,破产司法实践缺乏必要的依据和标准。本文认为该原则应在我国立法中确立,并且在破产程序中作为法院审理、管理人履职都应遵守的基本原则。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优先于债权人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具有更广泛的内涵和外延。[
内容摘要 ]
作为破产法的基本原则,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在破产法的理论、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我国现行破产法中没有确立该原则,进而导致我国现行破产立法缺乏内在精神,破产司法实践缺乏必要的依据和标准。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优先于债权人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具有更广泛的内涵和外延。[
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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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设球

一、引言

原标题:池伟宏:再论重整程序中的股东权益调整与绝对优先原则|破产池语
作者按:重整程序中的股东权益调整是重整程序中利益冲突和平衡的关键点之一,在我国立法上尚属于不完善,理论界和实务界均有争议,采取何种立场取决于是否和多大程度地采…

摘要: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是贯彻破产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基本原则,也是破产法的基石原则。然而现行破产法没有在总则中确立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甚至没有确立破产法的基本原则,致使破产立法缺少了灵魂,也使破产法的司法实践失去了方向,导致我国现行破产法不能体系化地为破产司法实践提供法律依据。同时,未确立该原则也导致破产法的理论研究缺乏必要的基础,难以系统化地开展。

原标题:池伟宏:再论重整程序中的股东权益调整与绝对优先原则|破产池语

在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破产清算是最传统、最直接、最典型的破产程序,其中宣告企业破产又是破产清算的标志性程序。实践中,宣告破产制度给破产管理人和法院的工作都产生很大的影响。本文拟就宣告破产制度做一些研究和探讨。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是指破产立法和实施中需要以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为目标,以尽可能增加债务人财产的范围和价值的方式设计破产立法,并在合法性框架下以此为原则实施破产法。一方面破产法自身的价值在于能够通过破产程序来更好地保证各方面权利实现,另一方面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体现在破产立法的方方面面,解释了破产立法的主要的特殊性。

作者按:重整程序中的股东权益调整是重整程序中利益冲突和平衡的关键点之一,在我国立法上尚属于不完善,理论界和实务界均有争议,采取何种立场取决于是否和多大程度地采用比较法上的“绝对优先原则”。本文基于重整制度深处的商业逻辑出发,强调“绝对优先原则”的相对化。本人曾在2019年8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首次主办的第三届长白破产法论坛就此问题作主题发言,本文在发言稿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完善。

关键词:破产;破产清算;宣告破产

美国破产法虽然没有直接确立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但由于美国债务人财产制度建立在信托法的基础之上,破产案件中的管理人作为法定受托人,依据信托法对债务人财产当然负有使其保值增值的义务。我国有学者提出,美国破产法的立法目的可以提炼为在兼顾公平的基础上有效率地处理债务人的破产财产,以实现破产财产价值的最大化。相比之下,我国尽管理论界期待通过信托法关系理顺法院、债务人、债权人、管理人和债务人财产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我国财团法人制度的缺失和现行破产立法的规定导致债务人财产相关的法律关系混乱,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债务人财产的管理和变现,进而影响到破产案件的效果。因此,尽快建立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对我国破产法顺利实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共计4,136字,建议阅读时间8分钟

一、问题的由来及问题产生的原因

二、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内涵和价值

对于重整程序中利益冲突和平衡的关键点——股东权益调整的内容和程序,我国立法对此态度是暧昧模糊的,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五条规定,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的,应当设出资人组进行表决;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第项规定强制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的标准之一是,重整计划草案对出资人权益的调整公平、公正。但是重整计划草案是否必须调整出资人权益以及公平、公正的标准是什么、在何种情况下应当排除或者限制股东行使表决权等等问题均留下立法空白。这一问题取决于是否和多大程度地采用比较法上的“绝对优先原则”。在美国、德国等破产法体系中,绝对优先原则是企业破产法理的核心,是贯穿整个重整程序的基本理念。[1]但是,绝对优先原则是不是一个应当绝对遵守的原则呢?围绕这一主题需要讨论如下三个问题:

问题的由来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内涵

一、重整程序的主要矛盾

A公司系房屋租赁企业,因房屋租赁市场不景气等原因,公司经营连续三年亏损,加上资金周转困难,法院官司缠身等原因,遂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法院受理后,在清算过程中,经评估,A公司资产价值达6.5亿元,但A公司负债仅5亿元。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无人申请重整和和解。在此情况之下,破产管理人和法院都面临一个尴尬的境地,即管理人是否申请宣告破产,法院是否裁定宣告A公司破产。依据破产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清算申请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无人提出重整或和解申请的,管理人应当及时向人民法院提出宣告破产的申请,法院亦应当及时裁定宣告A公司破产。但问题是,A公司资产远大于债务,法院是否可以强行推进破产程序将A公司消亡?[1]

债务人财产问题是破产中的核心问题。破产程序能够吸引广大破产利害关系人启动并且参与到破产程序中是因为能够保证其破产权利的实现。破产权利实现的基本方式是破产分配,如果没有债务人财产那么这一切都无法进行。破产法的立法者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个关键环节,因此在我国的现行破产法中确定破产程序的启动和正常进行的前提是债务人财产的价值在一定的范围内。

国家发改委、最高法院等十三部委发布的《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提出“明确管理人与债务人、债权人之间的权利界限,合理发挥债务人在重整程序中的作用”,本条意见规范的对象是管理人,实际上落脚点在债务人,意在通过界定管理人与债务人、债权人之间的权利和职责边界,鼓励债务人在维持重整企业运营价值和重整价值方面发挥作用,防止管理人、债权人过度干预重整企业的营业事务,激活债务人自行管理制度的潜在价值。《破产法司法解释三》第二条赋予重整程序中的新融资优先受偿的权利,为重整投资人积极投资重整企业,为重整企业提供新融资建立保障机制。上述规定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债务人、投资人在重整程序中的权利。重整前的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关系,在重整程序启动后就变成股东、债权人和投资人之间的三角关系,重整程序的利益冲突和平衡基本上围绕着新旧股东、股东和债权人、投资人和债权人这样的三角关系展开。此处有一个重大问题可能容易被法律界所忽略,那就是重整企业的估值问题,因为估值问题直接关系到股东权益是否应当保留和债权人清偿率的测算,这就是美国破产法中所谓的“平衡价格”。

从本案情况看,A公司申请破产清算并无不当,但在破产清算过程中,对于资产大于债务的法人企业来说,是否必须要宣告破产,才能变卖其资产偿还债务。[2]如果法院裁定宣告破产,依照2018年全国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4条的规定,债务人宣告破产后,不得再转入重整或和解程序,即程序不可复转。在这种情况下,A公司即使在资产大大超过负债的情况下还必须被强行注销。由此产生如下问题:如果A公司不宣告破产,则公司无法通过清算程序变价其财产偿还公司债务,使人民法院的破产清算程序陷入疆局;如果A公司宣告破产,公司的财产通过变价偿还其债务后,会有大量剩余,并且还要继续注销公司登记,让企业消亡,这又有违于公司法、破产法的立法的目的和立法功能,并且与经济发展规律不相符合。从现实情况来看,对于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的案件,如果对资产大于负债的公司宣告破产,很有可能引发债务人上访闹事,并引发多种社会矛盾,严重时还会产生严重的社会稳定问题。

首先,债务人财产的价值应当高于破产费用,也就是债务人财产的价值应当高于进行破产程序进行所需要的成本。如果债务人财产低于破产费用,那么意味着破产程序启动的成本都无法满足,这种情况下兴师动众地启动破产程序一方面浪费了司法资源,另一方面浪费了债权人和其他破产利害关系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不具有正当性。

估值问题是破产实务界的国际难题,但我国立法和司法似乎忽视了这一问题。司法实践中,重整程序对估值的处理通常采用评估方式解决估值问题,评估的对象则是资产价值,即以资产负债标准确定企业价值。从偿债的角度来说,凡是可以用于偿还债务的财产,均应当属于资产的范畴。[2]问题是评估可以测算资产价值,但不一定可以测算企业整体价值。同时,企业破产法没有赋予利害关系人对评估报告提出异议的救济途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十三条虽然规定异议人可以参照民事证据规则提出异议,[3]但显然不足以解决如此重大事项的争议。对此,建议本次修改破产法或者未来制定司法解释中对估值问题的处理方式及救济程序予以完善。

产生的原因

其次,债务人财产价值应当低于总负债,不仅在决定是否启动破产程序、做出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的时间点需要考虑债务人是否满足破产界限的问题,而且在整个破产程序进行的过程中债务人财产的价值都应当低于总负债。如果债务人财产的价值高于负债,那么启动破产程序对债务进行清偿和对财产进行分配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容易引起破产欺诈等不公平事件发生。

据观察,中国的企业已经从传统的重资产企业向轻资产企业转化,在中国当今“现金为王”的阶段,资产和现金流相比,现金流对困境企业恢复经营能力更为重要。因此重整企业在估值过程中如果按资产负债标准估值,资不抵债企业的股权可能是负值,但按现金流标准估值,同样的企业股权有可能是有巨大价值。所以,重整程序的主要矛盾,与其说是债权人、股东、投资人等利害关系人之间的矛盾,不如说是各方在估值问题上的矛盾,其次才是清偿顺序的矛盾。如何在破产程序中公平公正地检验企业价值最终达成各方共同认可的“平衡价格”,既是债权人的权利,也是解决破产程序利益冲突和平衡的关键。

企业资产大于负债却被申请破产,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所谓债务人财产的保值与增值就是指在破产立法过程中通过破产内部机制和整体制度的设计与完善,法院裁决、管理人履行职务和债权人会议的决议在破产程序启动过程中、进行过程中以及在破产程序最终变现分配过程中防止债务人财产的不当贬损,并尽可能提升债务人财产的价值,以更好地保护破产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破产法的目的。

二、出资人权益调整公平公正的标准

1.因抵押、司法查封等导致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出现停止支付的情况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价值

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第项规定,强制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的标准之一是“重整计划草案对出资人权益的调整公平、公正,或者出资人组已经通过重整计划草案”。重整计划强制批准标准的解释也直接影响着正常批准应当适用的标准。问题是企业破产法没有规定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公平、公正的标准。一般认为,已经资不抵债的企业,债权人利益应当优先于股东利益得到保护,重整计划仅对债权进行调整而不对出资人权益进行削减显然有失公平。[4]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曾提出“重整计划草案可以对出资人权益进行调整。但债务人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重整计划草案应当包括对出资人权益削减等调整的内容。”[5]有学者指出,“从目前各国的规定上,在公司资不抵债的情况下,股东对公司不再存在资产权益,原则上在重整后不能继续保留公司的股份”,“出资人的权益在破产开始后自动归零,若出资人无力在破产程序中提供新资金或其他资源,或有债权人愿意与其交易,则无权再对公司主张股权。”[6]另有学者质疑重整语境下“资不抵债”作为判断股东权益为负的立场,强调“资不抵债”不仅仅是账面价值,还应考虑持续经营和未来发展能力等因素。[7]

企业进入破产程序的原因,在本质上就是因为出现了“停止支付”情况。[3]有些企业是因为严重资不抵债,无力支付,而有些企业仅仅是不能支付,即便流动资金严重不足,但固定资产却不少,只是由于负债较多,财产抵押、法院保全等多种情形交织在一起,无法通过自身行为予以解脱,即使经过人民法院的执行程序,也无法通过处理债务人的部分资产来解决其债务问题。本文的上述案例就属于此种情况。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是约束破产法立法者、司法者、管理人以及债权人会议的基本原则。这意味着,首先破产立法应当在法条、机制和制度设计上防止债务人财产的不当贬损,并尽可能地提升债务人财产的实际价值。在立法政策上遵循实用主义原则,客观中立的评价过度负债和债务不能履行现象,摒弃有罪破产主义和破产惩戒主义的思想,以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为主线统一破产法法条、机制和制度之间的相互分工协作。现行破产法的内部机制以及制度设计上的内在思想并未统一,追求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的实用主义与对债务人进行追责的破产惩戒主义之间存在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到了破产程序的启动和应有功能的发挥。

资不抵债股东的权益保护问题理论上直接涉及美国破产法上的绝对优先原则。所谓绝对优先原则,是指清偿先顺位的权利未获得全额清偿之前,后顺位的权利人不应得到清偿或者保留权利。作为强制批准要件时,是指除非重整计划表决中未通过的表决组获得完全清偿,顺位较其更低的组别不得基于申请前债权或股权获得或留存任何财产(2)(B)(ⅱ),(C)(ⅱ)条)。这就意味着无法保留资不抵债股东的权利。[8]但笔者也注意到,美国《破产法典》和实务界对绝对优先原则的适用并不是绝对的,也就意味着在一定条件之下,重整计划认可保留资不抵债股东的权利。首先,从规定绝对优先原则的上述法条的结构来看,作为重整计划的正常批准要件,当先顺位的债权人组多数通过时,不适用绝对优先原则。其次,在《破产法典》颁行之后,实践中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就是,顺位更低的组别是否可以“基于”其对重整债务人的新价值出资获得或留存一定财产。[9]

2.因非法经营而导致无法继续经营

其次,法院和管理人在对破产案件进行重大事项的决策中应以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为依据。破产程序是法院主导下的司法程序,法院权力的行使在破产程序的启动、路径选择等不同的节点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如果破产程序的启动及时,那么可能就会使债务人财产的价值得到更好的保护,实现保值增值,而如果破产审查立案阶段久拖不决,可能会将债务人企业拖垮,使债务人财产受损。再例如,我国破产法在规定了对于欺诈性转让行为可以行使撤销权的同时,也规定了只有在欺诈性转让行为发生在破产程序启动前一年之内方可被撤销。如果受理破产的裁定滞后则可能导致应当被撤销的交易行为难以被撤销,进而影响到债务人财产的保值增值。除此之外,现行《破产法》第65条,《破产法》第87条规定了法院对于债权人会议表决未通过的事项可以直接下裁定予以通过的权力,也就是所谓的强裁的权力。该权力在破产程序中行使的正当性应当以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为判断标准。

相对于美国破产法对绝对优先原则的重视,日本在破产立法上一贯不采纳绝对优先原则的适用。在日本,更生计划的批准需要“重整计划的内容公正且衡平”,尽管就“公正且衡平”的理解存在一些争议,但一般认为“顺位靠前的权利人不能比顺位靠后的权利人承担更多的不利结果”[10],因此,无须完全消灭劣后顺位权利,这也就是现在渐为通说的“相对优先原则”。笔者认为,从域外法对绝对优先原则相对化的趋势来看,至少在超过清算价值的重整价值的分配规则上,围绕着公平、公正的涵义仍有充分解释的空间。

企业因非法经营而无法继续经营,不进入破产程序,将会给债务人、债权人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如2009年3月,江苏省无锡市安信达公司因涉嫌走私罪,被上海松江海关缉私分局立案侦察,公司总经理被逮捕,安信达公司董事筀等高级管理人员全部离职,公司陷入全面停产。停产后,安信达公司资产状况不断恶化,既有债务无法清结,新的债务不断产生。2009年8月27日,安信达公司的债权人无锡中信银行向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安信达公司进行破产清算。该案通过破产清算,安信达公司财产变现偿还全部债务后,尚有剩余财产11388719.83元返还给了安信达公司股东。[4]

现行破产法赋予了管理人对债务人财产进行管理、变价、处置和分配的重要权力。这些权力一方面能够保证管理人能够较为顺利地完成破产案件中所涉及的事务工作,履行管理人的职能;但是另一方面也给管理人履职带来较高的责任风险。在此情况下,如果不给管理人行使权力确定标准和原则,那么极可能导致管理人的权力滥用,或者导致管理人过于保守并怠于履行职责。基于破产案件的复杂性,为管理人行使权力确定明确、具体的标准可能会束缚管理人的手脚难以保证其灵活机动的处理具体问题,因此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为管理人依法履行职责确定了行为标准和行为框架,一方面限制了管理人权力滥用,另一方面为管理人履职确定评价标准和依据。

结合我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和重整程序的实践,笔者认为至少两点上,应当承认可以对资不抵债股东保留一定权利:一是保留原有股东的一定权益,可以维持企业运营价值,包括维持上市公司的上市地位的情形。此时,即使不考虑壳价值,维持企业经营稳定在维持企业价值和先顺位债权人利益最大化都具有重要作用;二是很多具有经营价值的重整企业,其控股股东和管理层对企业重整的早期启动和重整成功中发挥的潜在作用是无法否定的。这就如同,为什么需要DIP制度来鼓励债务人继续经营重整企业,这是重整程序的内在驱动力。既然因重整的早期启动和有效推动维护了营业价值并减少先顺位债权人的损失,是否也可以将相应的利益分配给股东。

二、宣告破产制度的意义及其局限性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是理解破产法特殊性的切入点,也是约束破产法张力的基本框架。破产法产生于其他民商事部门法之后,一方面在物权法、公司法、合同法等非破产法的基础上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基于其自身追求的独特制度价值和目标,突破了非破产法体系。基于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破产法条文中设计出一系列类似于带履行合同规则、撤销权、禁止抵销条款等相关的机制,这些规则突破了非破产法所设定的体系,使破产法的外观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如果缺乏对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理解和对破产法的深入研究,那么可能会将破产法视为不可理喻的洪水猛兽,致使破产法被污名化。各方破产利害关系人也可能会过分强调破产法的特殊性,以破产法特殊为由,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目标而曲解破产法。在此情况下,应该看到破产法的特殊性规定基本上都是源自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同时也只有符合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特殊规则才具有合理性。

既然绝对优先原则适用本身并不是绝对的,新价值理论的合理性和边界尚待界定,并且一些域外法在探索相对优先原则或折衷做法,我国也可以结合本国实践,探索或推行适合本国的制度。关键在于,如何实现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第项规定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公平、公正的要求。笔者认为,保障清算价值即符合最佳利益原则的前提之下,当债务人具备超过清算价值的重整价值基础,只要保障先顺位权利人优先,对后顺位权利人保留一定权益,符合公平、公正标准。这种标准不仅适用于重整计划的正常批准,同时应当作为强制批准要件之一。

宣告破产,是指法院依据当事人的申请或法定职权裁定宣告债务人破产以清偿债务的诉讼程序。法院对债务人进行宣告破产,意味着破产案件已经确定无疑地进入了清算程序,债务人将不可避免地陷入破产倒闭的境地,并会带来一系列其他的法律后果。因此,宣告破产法律制度在破产法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确立有利于破产法的理论研究和破产法司法实践之间的有机结合,并且为下一步完善我国破产立法实施有利探索。应该说我国现行破产法没有很好地解决法院、债务人财产、债务人、管理人和债权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由于我国目前没有财团法人作为民事主体直接规定,结果导致英美破产法中解决破产管理人法律定位和确定相应法律关系的信托理论难以在我国适用。由于目前我国管理人的法律定位和相关法律关系难以确定,管理人与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无法理顺,甚至破产法确立的管理人管理债务人财产机制难以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相融合。

三、出资人权益调整和股东表决权

宣告破产的意义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为理清破产程序中的法律关系发挥重要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在我国发挥着弥补债务人财产作为独立民事主体缺位所导致的不足[]的重要作用。通过在立法上确立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在司法上加以贯彻,能够在客观上强化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的必要性,进而可能推动破产程序中债务人财产具备独立主体资格相关法律制度的立法。

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的,应当设出资人组进行表决。《破产法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分组表决时,权益因重整计划草案受到调整或者影响的债权人或者股东,有权参加表决;权益未受到调整或者影响的债权人或者股东,参照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不参加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11]本条规定基于我国破产法设置出资人表决组的设计将权益受到调整的股东也与债权人一并同等对待。遗憾的是司法解释并未考虑资不抵债情况下绝对优先原则在表决机制中的适用,股东在资不抵债情况下的表决规则仍未能予以明确。关于资不抵债股东的表决机制,目前实务界和理论界不少声音呼吁剥夺资不抵债企业股东的表决权。[12]笔者认为,是否保留股东权益和是否保留股东的表决权是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的问题,可以分别处理。

1.程序定型化

三、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立法体现

从立法论角度,笔者倾向于改变现行立法模式,即修改立法现有模式,规定在债务人资不抵债情形下,程序上不设立出资人组对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进行表决,但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适当保留股东权益。因为,笔者前面所主张对资不抵债股东保留一定权益的情形,是基于对重整价值的新价值理论的灵活性理解或有利于维持企业价值和先顺位债权人利益最大化的理论,不影响确立清算价值下否定资不抵债股东表决权的原则。在现有立法模式下,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可以参照证券监管规则中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做法,在出资人组中分设小额出资人组,或者采取出资人组通过和中小投资者通过这一双通过模式等,防止大股东滥用表决权,灵活地处理股东表决权问题。

宣告破产一经作出,是破产企业真正开始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标志,预示着破产企业已经走向倒闭的境地,也意味着企业必须走向消亡之路。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直接关系到破产法的自身生存问题,是破产法生命力的源泉。值得注意的是,破产程序不是唯一处理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程序,如果破产程序的启动不能给申请人带来比其他债务解决程序更优的效果,那么就不能够吸引其启动破产程序,破产法也就行将破产。显而易见,破产程序之所以能够提供给债权人利益保值增值的制度保障就是要尽可能地把债务人的全部财产收集在资金池中,在破产程序中进行妥善保管并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出售并进行分配。否则,破产程序将被债权人和债务人所遗弃。

注释:

2.程序不可逆转

由于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关系到破产法自身的生存,关系到破产法功能和价值能否真正发挥出来,因此该原则在破产立法的设计上得到体现。从债务人财产价值保值增值的原则出发能够更为清晰地理解现行破产法中看似特别的具体机制。

[1]许德风:《破产法论——解释与功能比较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86、489页。

在宣告破产前,原则上破产清算、重整、和解三大破产程序之间还可以进行转换,有关利害关系人还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转换程序,以达到企业资产处置的最优效果。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后,破产清算程序就不能再转换成重整或和解,即使案件出现新的情况,程序也不能再行转换。

从我国现行破产立法条文和机制设计来看,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在破产立法上随处可见。很大程度上破产法法条、规则和机制的特殊之处,甚至看似不合理之处都源于对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贯彻,也只有从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视角能够解释这些破产法法条、规则和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现举例如下:

[2]同上,第107页。

3.破产企业变价处置财产的许可权

1.自动冻结制度。自动冻结制度是美国破产法中的一项制度,是指在破产程序启动时自动施加给债务人财产的破产保护。我国破产法吸收借鉴了一部分内容,例如破产程序启动产生解除已经采取的财产保全措施的法律效力,中止已经开始的执行程序和诉讼程序等,但是并没有引入反破产歧视等制度。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3条规定,处理破产财产前,可以确定有相应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对破产财产进行评估,债权人会议、清算组对破产财产的评估结论、评估费用有异议的,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处理。

依《破产法》第61条、第107条之规定,在宣告破产前,债权人会议是不能通过债务人的财产变价方案的,也就是说,只有在宣告破产后,债务人的财产才称为破产财产,债权人会议才能通过债务人即破产人的财产变价方案,处置破产企业的财产,偿还其债务的程序才能启动。

2.《破产法》第18条和第53条确定的破产程序中带履行合同的处置规则。《破产法》第18条规定在破产程序中破产管理人有单方解除待履行合同的权利,而第53条则明确规定了把合同相对方由于管理人单方解除合同而遭受的损失列入普通债权。从破产法的立法上看,明显表现出一种立法政策上对债务人的倾斜,其立法政策考量只能够通过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得以解释。

[4]公司法第186条第2款规定,公司财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宣告破产制度的局限性

3.《破产法》第40条规定了破产抵销权的禁止。权利人之间互负债务在等额的范围内行使抵销权本无争议,同时也保证了抵销权作为形成权在破产程序中的行使。但是破产法根据债务人的债务人所持有债权的时间点确定了限制抵销权形式的制度,也就是说虽然债权在破产程序中仍然可以自由流转,但是后获得的债权不能够与先形成的债权进行抵销。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如果不加限制地允许债权流转并允许行使抵销权的话,那么必然导致债务人财产的减损。破产案件中抵销权的行使一般使债务人财产遭受损失,因此破产法的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了管理人不得主动主张行使抵销权。

[5]刘敏、池伟宏:《法院批准重整计划实务问题研究》,载《法律适用》,2011年第10期,第87-88页。

从现实情况看,现行的宣告破产制度存在以下主要局限:

4.我国现行破产法在立法上删除了关于单一清算组的规定,而是设计了破产管理人制度,与原有的清算组形式相比,破产管理人显然从称谓上就显现出强调“管理”而非“清算”的职能。破产法规定了破产管理人负有“忠实、勤勉”义务,那么忠实和勤勉义务指向哪个具体对象呢?这是个问题。通过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适用,该问题能够得以解答。也就是管理人依法执行职务应当对债务人财产负有忠实和勤勉义务,即一方面不应造成债务人财产价值的不正当贬损,另一方面应当尽最大所能提升债务人财产的价值。

[6]许德风:《公司融资语境下股与债的界分》,载《法学研究》2019年第2期,第96页。

1.规定的宣告破产时间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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